她对着镜子用手,一次次捋着自己那一头花白的头发,左看看,右瞧瞧,好似当年出嫁那般的用心。她别上银簪子,镜中皱巴巴的脸上笑意满满。
“吱啦”一声,她打开柜子。尘土飞舞中,她一下一下地拂拭被子上的灰。这被子是她当年出嫁时的嫁妆,现在早已微微泛黄。当年母亲买这套被子时,想了又想,手里的钱攥出汗,也下不了狠心。最终还是父亲劝母亲说:“日子会越走越好的,闺女出嫁,该有的咱不能少。”母亲才“斥巨资”买了下来。谁料到没过几天被子就降了价。母亲向来会过日子,于是向父亲抱怨,这事不提前讲。父亲立马换成一脸严肃的表情:“党内的事不能随便讲,物价调节更是大事,只有这样国家经济才能好起来。”
她又从一叠衣服底下摸出了一个锈迹点点的勋章,那是弟弟留给她最后的思念。那年,弟弟当兵参加革命,母亲纵有千般不舍,也只将念想化作一条亲手织成的围巾。母亲把围巾系到弟弟脖子上,说:“儿,去了就好好干!”连一向沉默的父亲也开口了:“大家都行动起来,,那么革命何愁不成功?”向来不以权谋私的父亲竟给弟弟开了个“后门”,直接将他调去了前线。大雪纷飞的那天,大部队英勇无畏地开向了战场。
两年后,天空中飘着鹅毛白雪。大部队回来的时候,整齐的步伐中,再也望不到弟弟的身影。弟弟走了,战争也走了。
她转身从书架上取下一双未织完的袜子。母亲说过要给父亲织三双冻不伤脚的袜子。母亲喜欢在织袜子的时候,讲些父亲的事。讲父亲在雪地里如何花三天才找出一片野菜,讲父亲在军旅时总是把备好的鞋给别人穿,自己却连脚都冻得皲裂了。用母亲的话来讲,父亲总是走在道德的最前面,但是有荣誉表彰之类的好事儿追上了,他也不要。
那些声音好像还萦绕在耳边,但的的确确又不存在了,再也不会再响起来。那年,国民党军部长官邀请父亲母亲去看话剧。明知是鸿门宴,但他们不得不赴约。本以为多是一场恶战,谁料,爆炸的火光中,只剩下话剧院的残垣断壁。
空气里好像满是回忆的沙子,硌得她眼睛生疼。她不一会儿就红了眼眶。
像是想起了什么,她回过头去里屋拿出了个小盒子,打开后,里面放着一块儿横幅。白布黑字,她当年在学堂里学习时,数她写字好。那年,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堂叔和几个革命者共入狱,她家门前也被贴上了封条。她不是没怕过,没想逃过。可这次逃了,还有会下次,这次是堂叔,那么下次又是哪一个无辜的正义者?望着手中的笔,她想明白了,青年就要有青年的力量。她开始在课下召集学生,刚开始到一个,后来到十个……她在坚持。终于她那“共产主义必胜,和平必胜”的口号感染了全部的学生。集体罢学,成为是当时报纸上几天的头条,任当时的国民党怎么压也压不下去。
摸了摸那机械制作的右小腿,她并不后悔。她还记得父亲曾说过,“最痛苦的并不是失去或死亡,而是空洞的思想和残缺的灵魂。当正义来临,当思想开始走,才能迎来时代最终的曙光。”
“滴滴滴”,车的喇叭声,把她拉回了现实。一辆崭新的黑色小轿车停了下来,一个蹦蹦跳跳的身影扑进她怀里:“阿奶,走走走!”
“哎——好!”她笑着摸了摸孩子的头,然后将拐杖放在墙边,拉过门栓,卡上锁,像是在跟最后一个家人告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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